一、关于户籍制度改革

　　我觉得30年以来的户籍改革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过去户籍制度为何改不好，如果站在改革以前的计划制度来看，户籍制度一点问题都没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它就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现在要改革户籍制度，是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搞的不是计划经济了，不是统购统销，不是配给制了。在新的体制里的户籍制度问题是国民待遇不均等，歧视农民，阻碍了自由流动。过去农民和农民比是均等的，城里人之间相比也是均等的，城乡的差别也不是很大，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爱国情绪高。比方说，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它不给我与北京人均等的待遇，我感受不到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很多农民到北京去工作，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说户籍制度是个很大的问题。户籍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是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差别、待遇歧视的问题。

　　这些年来户籍改革有成效吗?没有。为什么呢?除了城乡二元体制基本没动以外，还改出了城城二元体制。比方说我是上海的，现在调到北京去，如果不是国企体制内的调动，即使你做了北京姑爷，照样不能享受北京的待遇。这就叫城城二元体制。还有企企二元体制，是指一个企业内部有二元体制，企业与企业之间也有二元体制。体制内的人不干活，体制外的人干活，可以没什么待遇，除了给一点临时工资。虽然是公司内部调动，北京不给户口指标，仍然不能享受北京的待遇。所以你会发现户籍制度改革为什么改不好，因为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福利的差别是越来越大了。

　　本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国民基本待遇的均等，如教育、医疗等等。如果待遇差别没有了，那户籍改革就完成了。这件事情，只能由中央政府来主导，不是由地方政府来做。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户籍改革时，一个农民搞个城市户口，要2万元，很多人托关系买城市户口，这其实是地方政府拿户口卖钱。比方说现在北京市户籍改革，引进一个博士，奖励一个户口。户籍怎么能是一个奖励品呢?当地方政府把户籍当做谋利的手段、当成奖品时，这种改革是很难成功的。北京、上海、深圳都有自己的地方利益。所以户籍改革应该是中央政府的事情，如果让地方政府去做，就会导致越改越乱。不过我们看到，最近中央出台了有力度的户籍改革，是由中央政府负责的，我觉得这是在走出原来的误区，这是值得赞赏的。

二、关于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改革

　　我觉得最近一些年与金融以及与农地相关的一些改革也进入了一个误区。现在农地金融制度相关的改革改好了没有?农村信用合作社改成了商业银行，信用合作不发展(全国只批了43家)，村镇银行、小额担保公司等却大行其道。农村金融当然要搞合作金融，所有的金融都有可能异化为其他的金融，只有合作金融才是农民自己的金融。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优先发展合作金融。日本100多年只允许农信发展，限制其他金融发展，韩国、台湾也一样。台湾只允许农会、农信部发展，拿出80亿作为种子基金，引导农村金融发展。台湾农民贷款100元最高不超过3元的利息，一般是1%，甚至免息。

　　由于农村金融改革非农化，农村内部组织合作缺失，导致农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缺乏内部资金支持，无法使出全力。可是我们学界普遍把农村缺乏金融支持归咎于土地制度，认为只有土地私有或者三权分离了，土地抵押贷款就可以实现。但越南土地改革实现了私有化，它能实行抵押贷款吗，也不能。我多次和越南高层交流，他们苦恼的是为什么土地私有化了，农民土地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呢?没有哪一家银行接受农民的土地。他们问为什么台湾、日本的土地就能贷款呢。我回答说，东亚农民的地权与美国农民地权不一样，美国连片的土地和其经营制度是相匹配的，东亚小规模土地不可能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抵押物。因为第一，成本高;第二，信息不对称;第三，有违约风险。我们现在把经营权分离，集中土地经营，这是有益的尝试，可是不一定成功。因为经营权在变现过程中有无穷的制约因素，不像股票等可以马上交易。那么台湾、日本怎么做的呢?一个乡、一个县的农会里面有农信部，农信部就能够接受农民的土地抵押贷款。为什么呢?第一，成本低了，没那么高的工资;第二，信息是对称的;第三，不还钱，农会可以经营你的土地，可以马上变现。所以东亚小农的内置金融制度和合作信用制度相匹配。